撰稿：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 王炳元 早期酒精性肝硬化的发展似乎与遗传因素有关，但晚期肝硬化可能更多的是饮酒总量所致。 1年龄 早期开始饮酒（14岁之前）是健康状况受损的一个预测因素，因为它与晚年酒精依赖和滥用的风险增加有关，包括与酒精有关的机动车事故以及其他意外伤害。就饮酒模式而言，国外15～19岁年龄段的人（11.7%）比其他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每个月的过量饮酒次数都高。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努力学习，没有饮酒的机会，但如果辍学，比国外过量饮酒的频度更高；我国25～35岁年龄段每个月过量饮酒（往往是酗酒）的次数明显增多。年轻人似乎不太喜欢冒险，但在醉酒时可能会做出更鲁莽的行为。 老年人的酒精相关伤害与年轻人相比有些不同。虽然饮酒量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但老年饮酒者通常比其他年龄组更频繁地饮酒。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通常无法处理与前几年相同的酒精消费水平和模式，更容易导致意外伤害，例如与酒精有关的跌倒。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口迅速老龄化，老年人群中与酒精有关的疾病负担日益成为公共卫生关注的一个问题。老年人群过量饮酒往往与孤独有关。一个人越脆弱，就越有可能出现酒精问题。 2 性别 有害饮酒是15～59岁男性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男性戒酒的频率较低，饮酒的频率更高，数量也更多。男性受伤的患病率较高，对于癌症、胃肠道疾病或心血管疾病等，同样的消费水平会导致女性更明显的不良结果。 女性终生不饮酒的比例比男性更多。女性即使饮酒，她们平均饮酒量较少，参与过量饮酒的频率也较低。在一定程度的饮酒或特定的饮酒方式下，女性更容易受到与酒精相关的伤害。随着经济发展和性别角色的变化，我国女性使用酒精的情况一直在稳步增加，妇女的脆弱性可以用多种因素来解释，女性的体重通常较低，肝脏代谢酒精的能力较小，体内脂肪的比例较高，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女性在摄入相同量酒精的情况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高于男性。由于男性伴侣的饮酒问题和饮酒行为，妇女还受到人际暴力和危险性行为的影响。饮酒还被证明是乳腺癌的一个危险因素。社会对妇女饮酒持比男子更消极的态度，特别是对有害饮酒持更消极的态度，这取决于文化背景，可能会增加妇女受社会伤害的脆弱性。怀孕期间饮酒的妇女可能会增加胎儿酒精谱系紊乱（fetal alcohol spectrum disorder, FASD）的风险，包括胎儿酒精综合症、酒精相关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和酒精相关出生缺陷等，并增加其新生儿其他可预防的健康状况。 ALD最明显的遗传危险因素是女性。与男性相比，女性在一定的总酒精累积量下更容易发生肝硬化。因为①女性身体成分中水分含量百分比较低、脂肪含量百分比较高是其主要生理基础，酒精易溶于水，相同剂量的酒精会比男性快速达到较高的血液酒精浓度峰值；②有啮齿动物中发现女性激素对炎症反应有不同的影响，但这在人类中还没有证实。因此女性的酒精摄入量建议低于男性。 3 基因 公布的候选基因有四个组成部分：饮酒行为，氧化应激，炎症反应以及组织纤维化。最主要的是乙醇脱氢酶（alcohol dehydrogenase, ADH）和乙醛脱氢酶（aldehyde dehydrogenase, ALDH）的基因多态性与ALD有关。ADH2*1和ADH3*2变异体将乙醇快速转化为乙醛，或ALDH2*2的变异减缓乙醛的清除，导致乙醛积聚，在饮酒时引起不适感和潮红。在有这些变异的人群中，大量饮酒不太常见，肝病的发病率也相应较低。 近年来，复杂疾病风险的理解已经扩展到包括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影响，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暴露于环境因素可以通过修饰DNA及其相关蛋白（尤其是乙酰化、甲基化或泛素化）来调节疾病相关基因的表达。这些表观遗传修饰可以从一代遗传到下一代并改变疾病易感性。酒精已经被证明可以影响啮齿动物模型和人类细胞中的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乙酰化。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可能性，即父母过量饮酒可能会影响后代对酒精性肝病的易感性。 4 环境 酒精使用障碍家族史被认为是遗传和环境原因的主要脆弱因素。遗传或遗传危险因素占酒精依赖变异的很大比例。多个基因以不同的方式影响酒精使用的起始、代谢和增强性质，有助于增加一些易受伤害的群体和个体对酒精的毒性、精神活性和因依赖而产生的易感性。父母饮酒障碍已被发现对儿童时期的家庭状况产生负面影响。有酒精使用障碍的父母，增加了孩子在接触酒精时出现与酒精使用障碍高风险相关的饮酒模式的可能性。父母酗酒会影响家庭功能、亲子关系和养育方式，进而对儿童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对儿童的虐待，包括性虐待、身体虐待，也可能导致儿童精神病及成人后酗酒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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